要是穿越回古代，你跟人說你想“個人出書”，估計對方會像看怪物一樣看著你，出書？那可不是今天在文檔里敲完字，找個平臺一鍵發(fā)布那么簡單，那是一場耗盡財力、心力，甚至需要一點運氣的超級馬拉松,而且終點線還特別模糊。

最頭疼的恐怕不是寫，而是怎么把字留下來，竹簡時代，寫本書就是個體力活，想象一下，你要寫十萬字，那得準(zhǔn)備多少竹片？《史記》五十多萬字，據(jù)說竹簡能堆滿一間屋子，寫錯了，用刀刮掉，叫“刪削”；攜帶起來，得用車?yán)?，“學(xué)富五車”聽起來威風(fēng)，背后是實實在在的運輸成本，后來有了絹帛，輕便了，也貴得嚇人，那是貴族專屬，直到東漢蔡倫改進(jìn)了造紙術(shù)，寫作者們才稍微松了口氣，但好紙依然不便宜，所以古人下筆格外慎重，字字珠璣,那真是材料逼出來的。

材料準(zhǔn)備好了，怎么寫流傳下去呢？抄，拼命地抄，印刷術(shù)沒普及前，書籍傳播全靠手抄，你的大作想被人看到，要么自己化身“人肉復(fù)印機(jī)”，要么就得求著朋友、門客，或者雇人來抄，這個過程，錯誤是難免的，抄著抄著，“子曰”可能就成了“日子”，通假字滿天飛，有時候是故意的避諱，更多時候就是抄串了行，我們今天讀的古籍里那些讓人頭疼的異文，很多就是這么來的，你的思想，就在這一次次傳抄中，被無意地修改、增刪，原作者常常無能為力，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真跡沒了，我們今天看到的都是唐代馮承素等人的摹本，神韻已隔一層，這就是古人作品的普遍命運——在傳抄中漂流。

那印出來會不會好點？雕版印刷術(shù)唐代有了，宋代興盛，但這依然不是個人能輕易玩轉(zhuǎn)的。刻版是項大工程，找上好的木板，請專業(yè)的刻工，一個字一個字反著刻上去，費時費力，成本極高，印一頁，就得刻一塊版，一套書需要刻成百上千塊版，這決定了，印刷首先考慮的是市場需求大的“暢銷書”，比如佛經(jīng)、科舉教材、醫(yī)書，或者，就是你有雄厚的資本，個人寫的詩文集、筆記雜談，除非你本人是蘇軾這樣的頂級流量大V，或者有官府、書商覺得能賺錢，否則誰給你刻？很多文人的集子，都是死后幾十年，甚至幾百年，由子孫、門人集資，或后世仰慕者發(fā)現(xiàn)其價值，才得以付梓，曹雪芹“批閱十載，增刪五次”，寫出了《紅樓夢》，生前卻只在好友圈里以手抄本流傳，窮困潦倒，他要是知道后世有出版社搶著出他的書,估計得哭出來。

古代個人出書的終極痛點，是渠道和資本，普通文人最大的指望，往往是“入集”，比如你的詩被某個有權(quán)有勢或者有名望的人看中，收錄進(jìn)他編選的詩歌總集里；或者你的文章被收入官方編纂的類書、總集，這就好比今天的文章被權(quán)威媒體轉(zhuǎn)載或收錄進(jìn)年度精選，一下子就有了官方背書和傳播渠道，另一個路子是“干謁”，帶著自己的作品集（那時叫“行卷”）去拜訪權(quán)貴、文壇領(lǐng)袖，求他們寫個推薦序，相當(dāng)于今天的“大V轉(zhuǎn)發(fā)”，能極大增加曝光和出版機(jī)會，朱慶馀那句“畫眉深淺入時無”，就是給張籍的行卷詩，問自己的文章合不合時宜，這心態(tài)，跟今天作者忐忑地投稿給出版社,沒啥本質(zhì)區(qū)別。

就算千辛萬苦印出來了，麻煩也沒完，沒有版權(quán)保護(hù)，你的書火了，立刻會有各種盜版、翻刻，質(zhì)量參差不齊，稿費？那是沒有的，更可怕的是政治風(fēng)險，萬一哪句話犯了忌諱，可能就是“文字獄”，書被禁毀，人受牽連，明清時期尤其如此，寫書、出書,有時候真是提著腦袋干的事業(yè)。

這么一想，我們今天敲著鍵盤，隨時能把自己的文字變成網(wǎng)頁、電子書，甚至輕松找到自出版平臺印出實體書，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，古人為了留下一點思想的痕跡，需要對抗物質(zhì)的匱乏、傳播的艱難、資本的壁壘和時代的風(fēng)險，他們的“出版”，更像是一種執(zhí)念，一種渴望超越肉體生命、與時空對話的悲壯努力。

我們鍵盤下的每一個字，都站在他們用汗、用錢、甚至用生命鋪就的路上，下次覺得寫作艱難時，不妨想想那些在燭光下刻版、在油燈下抄寫的背影，我們擁有的，已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星辰大海，寫吧，至少,我們不用再擔(dān)心竹簡不夠用了。